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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芷馨是朋友中比较安静的那个。她个子娇小，有整齐的刘海，名字很诗意——来自唐代诗人吟颂湘水女神的诗句，“苍梧来怨慕，白芷动芳馨”。她在北京大学里面的出版社当编辑，一丝不苟地整理读者来信，为重头产品发布勘误。
2022年11月27日，在十几人的微信群“京惜守望小组”，当女孩们谈论起疫情管控和乌鲁木齐火灾，讨论要不要在北京找地方悼念死者，曹芷馨提醒要谨慎：“会不会有法律风险？”但这句话淹没在七嘴八舌的热聊中。晚上，女孩们决定行动起来，曹芷馨也出门了。
到了热闹的亮马河边，她参与摆小祭坛，跟着人群唱《送别》，喊出了自己的心声。上半夜她们就离开了河边，集体去吃了烤串夜宵。“现场有几千人，大家并不知道在自己竟会不幸成为目标，也不知道群聊已经遭到渗透。”她们的朋友说。
两天后，11月29日，去过河边的朋友们被叫去派出所呆了24小时，曹芷馨出来后，没有拿回自己的手机和电脑。这为之后更加糟糕的境遇埋下了伏笔。2022年12月22日，确认曾与她结伴的4个女孩再度被警方带走后，在恐惧与不甘中，曹芷馨穿着睡衣录了一段3分钟的视频。
如今，她的诘问成为运动中最有力的声音，就像诗中湘水女神的悲歌一样散遍四野，“流水传潇浦，悲风过洞庭。”
1996年，曹芷馨出生在湖南衡阳的县城里。她有个扎根在小城的大家族，在同气连枝的帮衬下，家族成员供职当地机关单位，很少有人远行谋生。
有过成绩优异的童年时光，也有过叛逆厌学的青春期，曹芷馨在高中时终究没能成为合格的“小镇做题家”，因此只考上衡阳当地一所院校，专业是中国史。本科即将毕业时，从小城“出走”的想法，给了曹芷馨强烈的动力，令她在研究生考试中发挥优异，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史专业。她的同学说，那年人大中国史招20来人，保研的人分走了一半名额，而专业课试卷特别难，几乎没人能写完。
曹芷馨的导师研究中国环境史，她也因此热爱起了大自然。她登记成为公益组织“自然之友”的志愿者，邀请“让候鸟飞”的专家来做讲座。另外，比起空泛的自然概念和气候、能源等人类面对的宏大“挑战”，她更关注具有地方性的具体问题。她研究江西鄱阳湖湿地的候鸟保护，并因此迷上了湿地和鸟，她听说北京北部有翠湖湿地公园，尽管每周只有少数时间开放，但她定了抢票闹钟，在尝试几周后终于预约成功。尽管她刚毕业，上班太忙，但她正试图让自己的观鸟爱好更专业，努力攒钱，梦想有一天能有套更加专业的设备。
她也关注具体的人，尤其是在不断退化的环境中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弱势群体。她曾前往湖南株洲，寻访那里的尘肺病人。这些过去的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结伴离开家乡，“传帮带”地扎窝在粉尘密集的建筑业和矿山里，赚了钱盖了房，肺里却装满了粉尘，硬得像石头。而在硕士论文中，她则尝试复盘清末民初在湖南长沙发生的抢米暴动，及其背后同全国范围内的米谷流通网络的关联。她想要理解的是，湖南这样富庶的鱼米之乡，以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而闻名于世的地方，为何最终仍然会因为缺粮而爆发社会危机？
梦想中的工作
2021年夏天，曹芷馨毕业了。毕业前夕，她先后在广西师大出版社、中华书局、后浪出版公司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等人文社科出版的知名出版社实习。最终，她转正入职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这是曹芷馨梦想中的工作。入职北大社后，她参与重头产品《全球通史》的再版，举办活动为读者答疑解惑，请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宣讲，到地方中学去推销。被消失之前，她正在编辑人类学学者王静翻译的《本雅明之墓》，一本批判国家暴力和对历史的遗忘失语的后殖民著作。就在不久之前，她还编成了《情感何为》，一本关于人类情感和心态史前沿研究的论文集。
她拥抱北京这座城市。毕业后，为了能更接近北京城中的市井生活，她选择租住在东二环的胡同里，那是间天花板很低的老房子，冬冷夏热、空间不足、没有独立卫生间，去西北四环的单位要往返折腾两个多小时，她用书籍把房间填满，有了一个理想的栖身之地。
她用塔可夫斯基电影《飞向太空》为自己取名“索拉里斯”，总去看电影资料馆20块钱一张票的国产老片，其实她最爱那些关于北京的电影：从石挥关于旧北平的《我这一辈子》，到陈强陈佩斯改革开放后的轻喜剧《二子开店》，再到姜文主演的阴郁悲剧《本命年》，和葛优、徐帆、冯小刚等人初合作时的京味电影《大撒把》，她看了一遍又一遍。她也不断地在看小说，譬如《地下室手记》和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。最近对华人离散文学有兴趣，读了马来作家黎紫书的《流俗地》和张贵兴的《野猪渡河》。
“京惜守望互助小组”
在北京电影节，曹芷馨偶遇了同样就读于人民大学的曹原。曹原是山东姑娘，毕业于社会学系，热爱社会学、人类学理论，也在出版社工作。“二曹”一拍即合，成为挚友，这些有相同背景，坚持相同理念的年轻人，很快和北京有了稳固的社交圈。
大约二十个姑娘组成了一个微信群，名叫“京惜守望互助小组”，群友主要是热爱北京生活的年轻职业女性。她们多出生于1995年前后，教育背景类似，学习文化研究、历史、教育学、电影、社会学，许多曾经在海外读过书。
她们在一起约饭长谈、在京郊徒步、办读书会、看电影、聊聊社会现状。2022年，疫情三年封控积累的焦虑抵达顶端，铁链女、唐山打人事件披露的女性处境的残酷现实，女孩们的政治性抑郁越来越严重。但她们仍然想要留在中国，这里有她们想做的事。
秦梓奕有法学、社会学的背景，自费学习和拍摄独立电影，而杨柳在新加坡读完硕士后，回国做记者，李思琪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与收入，选择成为独立记者。
这群怀抱理想的知识青年面对的是坚硬冰冷的现实。电影业在疫情中近乎彻底沉寂，独立电影人更是连连遭到打压；记者们能够报道写作的空间越来越小，受到的钳制越来越多；而自由职业者们总是难以养活自己，仰甲方鼻息；曹芷馨所在的出版业也面临版号越来越少、禁区越来越多，出书越来越难的问题。
和朋友们一样，曹芷馨不是没有其它选择。她在大学中认识的男友就选择了出国攻读博士，她也希望能继续在学术上深造。曹芷馨从没有出过国，甚至很久没能离开北京，她当然也想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。她曾承诺男友，要和他去他所在地的国家公园和荒野小径上漫游。
但直到消失之前，曹芷馨都没有真正把出国读书提上日程。熟悉她的人都明白真正的原因：她不想放弃现在这份出版编辑工作，不想离开热爱的中国和北京，也不想离开朝夕相处、一起快乐生活的朋友们。
去年底，这个微信群里的朋友们大都被以“扰乱公共秩序”的罪名拘捕。李元婧、李思琪、翟登蕊和曹芷馨在2023年1月下旬被检察院批捕，罪名改为“寻衅滋事”。而曹原在1月初被拘留后，没有朋友清楚她如今的确切状态。
“我们是谁不得不用来交差的任务？这一场报复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要用我们这些普通青年的人生作为代价？”曹芷馨的问询仍然在千万个电子屏幕上回响。